12月9日，由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由《当代外语研究》杂志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承办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路径”研讨会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召开，开幕式由上海商学院外语院长张玉双教授主持，张教授以比较文学的国际特征为起点，强调了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彭青龙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黄源深、上海外文学会会长叶兴国、《外语界》主编、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分会会长庄智象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冯愈、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瑞林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四川大学石坚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仲伟合教授分别致辞。 

 （图为研讨会现场） 

　　在当日下午的主旨发言部分，第一分论坛上，郭英剑教授就“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发言，从“身份与翻译”的关系角度切入指出外语不单是语言而是文化问题。秦洪武从三个方面谈到从传播域里看翻译及孔儒的海外传播。傅敬民教授谈到了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性问题，指出在跨学科研究中要维护翻译学科的合法性而不是消解翻译。孟祥春教授讨论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梁超群教授提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之主要问题。李建波教授探讨了英汉诗歌音韵表象及其翻译问题，指出机器翻译很难取代语言的精确性和语言的艺术性。耿纪永教授以濒危的世界翻译：美国汉诗英译的生态主义传统为题， 

　　从斯奈德的英译唐诗谈起，讲到中国道禅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王宏探讨了古代科技典籍传播的翻译学路径。在第二分会场的会议中，来自重庆大学的毛凌滢教授强调了诗学中的术语由于话语体系的不同，是翻译过程中的难题。上海戏剧学院的俞健村教授又与大家探讨了他的研究成果《跨文化的极端性极其解决方式—以<美狄亚>为例》，其主要谈到跨文化有冲突和融合两个问题。武汉理工大学的李银波教授发谈到从译文来看，翻译并没有忠实于原文，所以这引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上海海事大学的耿强教授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史应该是各种翻译话语多声对话的世界，更为确切地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中国翻译话语史，它的建设需要我们转换认知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扩大观察范围来实现。是时候对中国翻译理论/思想史进行重写了。在第三分会场，苏锑平教授谈到了对比较文学的危机和出路的看法。张顺生教授从译语与源语的关系将英汉文本翻译的方法分为三种：套译（直接套用）、仿译（结构）模仿和创译（融会创新）。曹小琴教授探讨了Virginia Woolf作品中对中国元素的描写和解读，谈到了Virginia Woolf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并进一步谈到中国文化和艺术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发展。许玉军教授探讨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要想走出世界，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和支撑。顾彤宇教授以双语品牌名翻译为例，具体研究具有不同弱势语言熟练度的消费者如何评价双语品牌名，从而进一步揭示消费者如何处理和评价语言层面上的营销资讯，并给营销者提供实用的建议，使其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更有效地瞄准某个特定的亚文化人群。刘叙一教授介绍了《现代》杂志创刊理念和动机。 

　　                          （图为我院院长张玉双教授主持发言）

　　12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克非从翻译的基本定义出发，探究关于翻译的三个研究维度，认为翻译是语言文化的选择、迁移、交汇、存储和再生的功用，以及翻译的居中性的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阐释了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海外传播的问题。从最初国家形象及其传播与再现到西方的“东方学”和“汉学”的批判，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逐渐在转变，我们不仅要研究传统的以语言作为表达媒介的翻译，更要关注作为国家形象建构之载体的文化翻译。这样，我们才能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韩国首尔东国大学金英敏以诗歌、翻译和世界文学为题，探究了诗歌翻译的问题，所谓的诗歌不可译性也可从文化角度做出转变。 

　　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以中国新诗形成中产生四个疑惑为出发点：为什么中国新诗中除了自由体外看不到别的西方诗体；主导新诗运动的《新青年》翻译了什么西方名诗；是先有原创白话新诗，还是先有白话译诗；白话自由诗真的是胡适“最早吗”，为我们一一做了解答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光林教授以如何破解珍珑：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第三种力量为题，提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避免自我东方主义，避免迎合西方，避免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在翻译总，不能忽视市场读者的反应，要兼并、融合，才能达到效果。 

　　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教授提出以“翻译诗学观念”为核心的诗歌翻译基本原则，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歌翻译/文学翻译的文化立场与策略不尽相同，但至少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中国当下，应该将“翻译诗学观念”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 

　　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以三个问题为主线，“What？Why？How？”探究当前西方叙事学前言与不足，并结合当代西方叙事学和翻译，提出如何翻译和听说就当代西方叙事学前言理论。 

　　南开大学吕世生教授带我们探讨了中“走出去”翻译实践的独特性：翻译目标取向与目标文化接受分析。一种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时，对于边缘文化的需求相对较弱，因此，对边缘文化的异质性的宽容性相对下降。边缘文化主动进入中心文化时，所面临的排斥力量相对较大，“译出”文本的文化异质性被保留的程度相对下降，原文本就必须做出较大程度的改变。这是中国文化“译出”翻译目标语接受的独特性表现。由于这种社会文化关系制约，中国的“译入”与“译出”翻译目标取向就产生了差别。目标取向的差别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翻译与文化互为因果的表现，这是中国“译出”翻译独特性的另一体现。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当代外语研究》主编杨枫在闭幕式致辞。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讨了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教师科研方向和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外语教师长期没有科研成果发表的困难和问题，参会的翻译团队及科研团队成员都认为受益匪浅。